信任的人祸

最糟糕的循环

宋  妍

想起诗人北岛

去年初，中纪委公布了一个数字：十七大后的一年中，１万多名干部主动上交贿款近１亿元。平均下来，每人交了１万左右块钱。消息一出，不出所料地引来痛批：一人才收了１万元，那咋抓一个就贪上亿呢？

欺骗一直是人类社会生态系统中固有的细菌，有上当的就有行骗的，这跟没小偷警察就失业是一个道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构成社会稳定的几大动脉，都正在丧失民众的信任，欺骗已经在腐蚀社会的基石。

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系统正在遭遇信任危机。去年末，一５个月大的婴儿因值班医生上网玩跳棋，死在了医院病房，又一次将人们对医疗体制的不满推向沸反盈天。进医院就跟进匪窝，不光钱包被洗劫一空，更主要的是，花钱还不一定治得了病，甚至有可能被治残或治死。

　　教育系统腐败的冰山一角早已暴露，上幼儿园就择校，从小学开始，一路选干、评优、竞赛、推荐、保送、加分、交流，一条龙的利益链让教育机构成为一个塞不满的黑洞。孩子成为中国人最贵、最重的负担。

３０年前，诗人北岛愤然写下：“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如今，这句诗在失去最初的震撼力的同时，很自然地成为每个人的生活常识。如同我们轻车熟路地记住了１１９、１１０、１１２一样，现在，每个人都在时刻警惕着，告诫自己“我不相信”是必须的。

　　上梁不正下梁歪，吃公粮的都那样了，又凭什么苛求讨生活的老百姓呢？有个大款酒后吐真言：“贿赂官员，就像喂狗，喂得多了，狗自然就跟你熟了。”熟了之后，还有什么管与不管呢？于是，毒奶粉、黑砖窑、毒大米、地沟油……纷纷出笼。有人说中国人太累，因为中国人必须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装修、看病、买菜、打官司……否则你就只能等着被骗。

　　这不，前天刚交完电话费，昨天就有“联通公司”电话打来，说我欠费４０００多元。此前他们还打电话威胁过我，再不交费就停机。

　　缺少信任、无法让人放心的日子，让很多人平白生出一种哲学家式的淡然：就这么地吧，什么事儿要都较起真儿来，就只能饿死了。

可怜一下骆驼吧

　　中国人有个很特别的传统，就是信官。一旦官不被老百姓所信，那你再怎么说自己是清白的，他也会觉得你是得了便宜卖乖。

　　如果社会体制里存在猫腻，领导层已从中得到了很大利益，那老百姓发明些手法，钻体制的空子就是必然的了。学好千日难，学坏一天易，欺骗是可以传染的，就好像一个大孩子打了一个小孩子一拳，这小孩子看打不过大的，就跑去给了更小的孩子一脚，更小的再去打更更小的……

　　孔子早就说过，人无信不立。推而广之，做人、经商、治国等都是如此。 失去信任的社会是大家共同造成的，恶果也要由大家共同承担。

　　社会的良性运行，要以诚信作为人们交往的最大保障。大到国际交流，小到家长里短，现代社会一方面需要建立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另一方面需要对建立信任机制的源头——国家管理阶层——加强监管。

对于现在中国的信任危机，政府要承担起责任，要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和接受监管的决心。那每一个中国人呢？在你抱怨人与人缺乏信任时，你想过没有，可能就在昨天，或者是一秒钟前，你的一次不诚信，又给中国的信任危机添了一根稻草。也许，这可能就是最后压死骆驼的那一根……Ｗ

 

真假裁员

何苦子

单位要裁人啦

黎顺的单位是辽宁某市的一家日资企业，以生产家用电器为主，他在单位做设计工作。去年金融风暴刮来时，大家以为单位肯定会裁员，却没有动静。几个月过去后，见单位无事，大家就都把心放到了肚子里。

　　但突然的，一天中午就餐时，室长破天荒坐到他们员工这桌，下起了毛毛雨，“听说没有，公司要裁员，各位要是有想法，得尽早想退路。”

　　这顿中午饭，大家吃得没滋没味儿，尤其那些平时工作上有点儿小毛病、爱顶撞上司的员工，都在心里嘀咕：这一次，自己有可能就要被踹走哇！这就包括黎顺，他工作上属于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那种人。

　　黎顺打听了一下，其他室的室长也跟手下说了同样的话。

有人沉不住气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儿，似乎在验证公司将要开始的裁员行动：很多人找室长办事时，都发现室长那开着的电脑上有一份员工名单，七八个员工的姓名赫然在列。这份名单是做什么用的，大家不知道，但可以猜。

　　由于名单上这几位都是有小毛病，爱顶撞领导的主儿，大家百般猜测后一致认为：“这就是裁员名单了，这回，你们几个算是上了黑榜了。”

　　名单里有黎顺，也有一个外号叫猩猩的员工，俩人平时关系不错。

　　黎顺还算沉得住气，真要是被裁，到时再找工作不迟。猩猩却有点儿坐不住了，开始四下撒网，联系新单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猩猩还算有命，他有一个同学在当地一所大学下面的一家计算机软件公司任职，告诉他公司培训部正好缺人，问他愿不愿意来。猩猩哪有个不乐意，马上跟这家公司人力资源部的领导见了面，领导看他有几年工作经历，同意聘用，试用期３个月，但上任前需原单位出个离职证明。

　　离职证明上需要盖单位大印，真要是拿着证明去盖章，就意味着猩猩彻底不想在原公司干了。猩猩不想走这一步，他还幻想着自己不会被原公司裁掉，毕竟跟原公司熟悉了，到了一家新单位，头三脚是很难踢的。

　　外号不愧叫猩猩，他有辙。他们室有一个公司大印，非正式的，是往设计图上盖的，平时不专门放在谁手里，是在大家间流动，谁需要往图上盖章了，拿起来就盖一个。猩猩用的就是这个章，往证明上一按……

　　就此，猩猩在原公司消失，去新公司上了任，是在培训部。

　　黎顺还在等待。等待中，又是突然的，一天中午就餐，室长又来到员工这张桌，告诉大家：“公司准备多发给大家一个月工资，作为补贴。”有人问起裁员的事儿，室长说：“现在好像没什么动静了。”又有员工斗胆问起室长电脑上那份名单，室长哈哈一笑，顾左右而言他。

看谁忽悠过谁

　　３个月过去，公司还没有裁员的消息，那边的猩猩试用期已满，要被正式录用。新公司要为他办理一些手续，需要猩猩的原公司出个证明，还要加盖公司正式的大印。猩猩来原公司办手续，却不想出了问题。

　　现在的《劳动合同法》规定，员工离职可不必提前跟单位打招呼。在这方面，原公司拿不住猩猩的什么把柄。但令猩猩想不到的是，原公司跟猩猩还有一份合同，就是在这份合同上，猩猩狠狠栽了一跤。

　　那是２００７年，公司组织了几名员工去日本总公司进修，为时两个月，其中就有猩猩。公司跟他们几人各签了合同，合同上有一款：进修结束后，本人要在公司服务５年，其间要是离职，必须包赔一切损失……

　　按这份合同算，猩猩从日本进修后到现在，满打满算才两年。他要离职，那就要包赔公司的损失，算下来要３万多块钱呢！猩猩有点儿气急败坏，跟人力资源部的人喊起来：“啊，要裁员是你们，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找出路也是你们，可我们出路找着了，你们却拉松了，这不是耍我们吗？”

　　喊归喊，你要么留下来，要么交钱，才能盖章让你走人。

　　这种情况，猩猩要是再想留在原公司，就太没有意思了，但若跳槽走人，原公司又不给开证明，还要他拿赔偿金，也实在让人憋气。

　　猩猩找黎顺想办法，黎顺帮他分析：“问题关键在于，你要是再挺过３年，那份合同就无效了。那这３年怎么挺过去呢？”黎顺有针对性地出了个主意：“找一名大夫，给你开一张诊断书，说你有慢性病，必须静养。这张开完了再开一张，３年时间一晃儿就能捱过去，你看怎么样？”

　　但那份证明怎么开呢？“这还不容易，还用原来那个章，审查资料的人未必仔细看戳，如果真要问起来，你就说原公司只给盖这个章……”

　　猩猩依计而行，人托人找了个大夫，请了一顿饭，开出诊断书……

猩猩在原公司消失了，直到现在，同事们凑一起，还愿意拿这件事当作料。只是他们不明白，公司何苦玩这套真假把戏。黎顺想得更远，公司跟员工不来真的，员工又怎么可能信任公司，又怎么能够为公司卖命？Ｗ

 

官方一记钩拳

顾佳贇、刘耿、张欣

　  【编辑留言】上海钓鱼式执法的最大危害，在于对信任结构的系统性和制度性打击。那个私家车宣言便是明证：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

　　各路媒体要求孙中界坐在“浦东新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几个烫金大字前摆拍。这个来上海不到一周的小伙子，已会很娴熟地配合了。

　　孙中界说，１０月１４日晚，他举起菜刀剁下自己小指时，一点儿都没感觉到疼，只觉得要找个地方释放冤屈，“这样陷害人，我想不通！”

　　他的哥哥告诉记者，手指已经接上了，但以后功能还是要受到很大影响；接近４０００元的医疗费，差不多是他两个月工资呢！孙中界打断了哥哥的话，“如果我能用一根手指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也值了！”

　　那是他来上海的第三天，同时也是他在一家建筑公司上班的第二天。他的任务是开着一辆白色面包车，从宿舍接工人们去上班。

　　当日１９点３０分，孙中界去公司取油卡，到鲁汇加油站加了油，准备去航头接工人。他沿闸航路由西向东，驶至召泰路口，一名２０出头的背挎包男子拦住了他，“帮帮忙，我冻一个小时了，实在等不到车。”

　　“见他可怜，我让他上了车，与他聊天，他说他在搅拌站上班。”

　　路上，这名男子主动谈钱，孙中界没吭声儿，行驶不到１分钟，男子叫停车，同时从裤子右侧口袋里掏出１０元钱，扔在了驾驶台上。

　　“他右手掏钱，左手拔车钥匙，左脚踩刹车，３个动作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完成的，就像训练过的杂技演员。”孙中界比画着。他还没有从这个突然变故中回过神儿来，车右侧已驶来一辆金杯车，车上跳下七八个人，卡脖子反扭手臂将他强行送下车。孙中界拿出手机想报警，被一把夺去。

　　金杯车将他送到一个无人的小巷内，早有一辆依维柯等在那儿。车里已经扣着何亚雄，一位开家具厂的四川籍工厂主。带着“执法”臂章的人拿出一式三份文件让孙中界签字，却用手捂住文件内容。孙中界拒绝，可最后因为尿急，不得不签，才被允许在６个人的监视下去上厕所。

　　这之后，孙中界跟何亚雄在依维柯上干坐着。半小时后，一名河南许昌籍司机被押进来；又过半个小时，江西籍包工头邹长根也被押进来。直到离开依维柯，孙中界才弄明白，自己的罪名是“非法营运黑车”。

　　此前，跟孙中界有相同遭遇的人在执法大队面前都一副忍气吞声的模样，但孙中界断指事件发生后，他们的心态都发生了变化。那位叫邹长根的，带了五六个民工，扛着一箱饼干和一箱矿泉水，坐在执法大队门前的马路牙子上，声称要“自带干粮闹革命，非要讨个说法出来不可”。

　　群众的情绪在发酵，执法大队的冷漠态度又恶化了这种情绪。门卫对每一个来访者说：“大队长、副大队长们全都出去开会了。”但却有眼尖的人确信，自己从某个窗户看到了向下张望的某队长，并嚷嚷了起来。

　　无奈中，孙中界给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写了一封求助信，寄回老家：“请您为河南人做主，一定要还我清白，我实在被冤枉了啊……”Ｗ

（原载《■望东方周刊》。有删节）

 

至少50年恢复期

【主讲人】郑也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三种信任一只凳

　总体而言，信任可以分为两类或三类。说两类呢，是指一类叫人格信任，一类叫系统信任。系统信任又包括两类：货币信任和专家信任。合起来，就是说也可以分为三类，即人格信任、货币信任和专家信任。

　　人格信任很好理解，我为何选择他做合作伙伴？因为这个伙伴人格没有任何问题。这种信任是用一个人的过去来推论他的今天和未来，一个人过去的历史很好，那以此来推断，现在就可以跟他合作。

　　其实，用严格的逻辑学原则看，这种信任非常没有把握。过去他一点毛病没有，履历上也没任何问题，但现在他就不会出问题吗？特别是你们的合作要走向未来，以后也不会出问题吗？这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那大家为何还这么依赖人格信任？都是没办法，除了这个根据，我还上哪儿找根据去啊？我怎么知道他以后怎样，我怎么知道他以后的人格，他也在变。我没有别的根据，只有根据他的过去来推论他的现在和未来。

　　再讲另外一种信任结构。当我们生活圈子扩大，走出血缘和熟人圈子后，我们仍然需要合作、交换。那这时怎么办？我们只好寻找建立另外一种社会机制，其中就有货币。当你拿着货币时，这地方你谁也不认识，但不要紧，你可以靠钞票来住店、坐船、坐车、坐飞机，都没问题。

　　我下面讲第三种信任机制，就是专家系统。专家系统跟货币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有时你有钱也不行。比如说你面临这种事情，你的亲属得了大病或一种怪病，你要找一个好大夫给看。找谁看？你说不清楚，你不认识这类大夫。那你怎么办呢？你只能去找一个好医院，找这家好医院里一个大牌医生，教授级大夫，主治医，挂一个１４块钱的号，这样你心里就踏实了。病没看好你都认可，你会认为这病太不容易看好了。

　　人格、货币、专家这样３个系统，可以说构成了一个三条腿的凳子，支撑着我们社会中的全部信任。到现在，我们才刚刚破题，就是中国的信任危机。中国发生信任危机是因为这３个系统出现了严重问题。

脸皮早就撕破了

　　我着重讲一个系统，就是人格系统问题。关于人格系统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传销。传销就是两个字：杀熟。生人警惕性很高，人家不上当，只好骗熟人，熟人相信你。后来当我深入研究时，发现传销在西方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一种制度，是一种很好的、很健康的销售制度。为什么在我们这儿搞不了？原因在制度上，人家有一些制度我们不具备，不完备。

　　还有一个保障就是道德保障。中国有句话，叫“谣言止于智者”，我套用这个句式，叫做“欺骗止于仁者”。假如说你今天把我骗了，我还不是一个坏人，我只是很懊丧，但我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或者是以你这种把戏再骗别人，我还有一个底线。假如说我们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个道德底线，那骗局很快就终止了，骗局也就没有了传染性。

　　那骗局在我们这里为何有传染性？因为我们的道德底线已经没有了。

　　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怎么就开始杀熟了呢？杀熟是由我们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导致的。上世纪５０年代，我们搞政治运动，搞思想改造，思想改造里有一个揭发。你能揭发生人吗？你要揭发的肯定是熟人，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揭发父母，最后我们的社会就乱开了，数万年建立的亲和被撕碎。

　　现在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提供给了我们很多赚钱机会，也提供了行善机会和作恶机会。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光提供好机会，而不提供坏机会。我们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期就撕破了脸皮，信任基础被蚕食了，到市场经济就发作、传染起来，这才有了今天惨不忍睹的人格信任的堕落。

　　如何解决呢？有人说人格信任危机的产生，在于我们很优秀的文明传统出现了断裂，从文明基础来说，要解决人格信任危机还任重道远。

　　这个问题要是由我回答，我先要告诉大家，我心情是很沉重的。我不觉得这个问题短期内可以解决。大学者福山写了一本书，叫《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福山在书里说，一个社会当中的信任，是这个社会数千年文明的结果，当社会一旦把它打碎，要想恢复，难乎其难。我个人认为，从时间上看，恢复人格信任要以“代”来计算，没５０年不行。

　　有一位日本老人，八九十岁了还在种树，中国一个记者问他，日本的孩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环保意识？为什么中国的孩子做不到？日本老人沉默了半天，说日本孩子是看着父亲的背影长大的。就这么一句话。孩子不是听长官和父辈的教训长大的。只要父亲、长官行为端正，后一代肯定跟着你走，文明程度就会非常高，这就足够了。相反，你行为不端，不管做父亲还是做长官就那么回事儿，而且对孩子还很苛刻，就会形成大逆反。不管是父辈、官员，还是老师，都该想明白这件事：为了信任，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孩子们天真的眼睛。Ｗ 

 

 本栏责编 / 侯永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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