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公共产品

稀缺并糟蹋着

宋   妍

【编辑留言】大如桥梁、高速路，小到路灯、行道树，都叫公共品。公共品本姓公，但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它的身份却很暧昧……

惊人一致

　　我有个特别爱随地吐痰的朋友，挺愁人。一次，我假装无意，说有的讲究人儿出门自备小纸口袋，有痰先吐在纸里，再扔进垃圾箱。朋友听完特别诧异，问：“那要是旁边没有垃圾箱呢？”“先放口袋里！”我说。

“太恶心了！”他说。

　　也是，放着地不用，把痰揣兜，实在不是国人对待公共品的态度。

　　什么叫公共品呢？公共品是指由公共部门提供的、用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它有３大特性，一是非竞争性。就是说它是可以利益共享的产品。二是非排他性，就是任何人都不能独占专用，你能用，他能用，我也能用。三是非盈利性。这是指提供者不能靠它来赚钱。

总的来说，教育、文化、广播、电视、医院、交通、自来水、供电、邮政、市政建设等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都属于公共品范围。

　　对公共品视如己出，这好像是很多中国人的习惯。当官儿的死攥着公共品经营权不放，借着垄断大发其财。这就违背非盈利性原则了。像最近曝光的无锡市政府，拿一块被批准做公共用房的地盖了个豪华会馆，专门接待党政机关领导，公款花费占了近一半，民众压根儿进不去。

　　州官这样，民众自然上行下效，占不到大便宜，那就占点儿小的，反正不能赤条条来去。公用品见啥拿啥，鲜花、井盖、健身器，甚至公交车上的救生锤……有些实在整不回去的，就可劲儿用，造坏拉倒。

缺投入也缺公民感

　　公共品一旦稀缺，用起来不干仗才怪呢！我国对公共品的投入一直偏低，特别是对教育、医疗、交通等的投入，远不能满足民众需求。我国去年公共教育投入仅占GDP的2.4%，连美国的一半都不到，更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水平，连印度都2.7%呢。有学者甚至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间的矛盾。

　　政府对公共品的管理也存在很大问题，公共品由政府提供，但并不说明得由政府把着。任何垄断都不如行政垄断厉害，你把高速公路、水电、能源等垄断起来，靠着它赚钱，便使公共品成了政府的赚钱机器。民众有懂的，顶多骂几句；不懂的，会奇怪公共设施怎么一点儿都不公共？

　　我国的公共品投入本来就先天不足，够惨的了。一些地方政府不依不饶，一手遮天之余，还没事儿找个理由就哭穷，哭完穷就张罗涨价。本来是民众应该享受到的福利，却不得不让大家搭钱解决。用水水涨、用电电涨、医院看不起病、学校上不起学……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好不容易开上了私家车，还被研究上什么环境税，不知以后喘口气要不要交钱。

　　同样叫人悲哀的是，国人对公共品一直缺乏必要的敬畏和尊重。像我家那小区，公用乒乓球桌早就被弄得坑坑洼洼、缺胳膊掉腿了，但居民自带的拍子和乒乓球却丢得很少。小区物业偶尔发点特廉价的小礼品，大伙儿挤破头地抢，但一到下雪天，却从没见谁主动下楼扫过雪。

　　当官的更变本加厉，凡跟“公”沾边儿的，都有特权嫌疑。道路是公共的，有特权车；上学名额是公共的，有特权生；土地是公共的，有特权别墅……凡是公共品，当官儿的肯定先上，民众讲“吃屎都抢尖儿”。

对公共品，政府缺少提供的自觉，民众更是缺公民意识。一件东西是大家的，更要不断提供，小心维护，可我们就是不懂，愁煞人也！Ｗ

遍地俘获

海　明

不得不随地小便

沈阳北塔公园东侧有一条蜿蜒小道，小道连接柳条湖街最南端。这里很僻静。居住在附近的人经过这里，常会看见有的哥在墙旮旯小便。

　　有人认为这些的哥没公德意识，还有媒体说他们没公民感。

　　的哥老薛便曾在此出恭。他也认为这样不好，“但附近没公厕呀！谁都有三急，憋不住了还能撒裤子里呀？”他说的是实情，附近真没公厕。

　　沈阳现有国土面积12980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185平方公里。据市城管局环卫处负责人介绍，2006年时，沈阳有公厕1877座。如果这些公厕都分布在市区，合每平方公里有10座。老薛一听瞪大了眼睛，“瞎掰呢吧？1000米乘1000米这么大地儿有10个厕所？说出来谁信呢！”

　　老薛的意思，是不是把郊区、农村的公厕都算进市区了？

　　沈阳公厕供应不足，从政府的一个决策中可见一斑。几年前，市政府决定，沿街商铺要对外开放自己的厕所。有人赞扬，但更多人是不解，“公厕是公共产品，理应由政府提供，怎么平白无故地让商家提供呢？”

　　很多人尤其是的哥内急时，不愿意麻烦商铺——更何况谁知道人家的私厕对不对外呀——便就近找墙旮旯解决了。人们的评价总是脱口而出，没有公德意识，没有公民感的议论，就纷纷扬扬地出现了。

有一个历史情结

　　公共品缺失也好，一些人没有公民和公德意识也罢，总有原因。

　　20多年前，沈阳一家家具厂，构不成盗窃的小拿小摸处处皆是。有很多职工家铺的地板，都是他们今天两块，明天三块，长年累月从厂里偷带出去的，成本为零。

　　有人戏称这是以厂为家，严谨一些的，说这是占公家便宜。在社会学者那里，这种行为被解释成是由公共产品和个人产品短缺造成的。

　　拿单位东西不算偷，这是计划经济年代遗留的历史情结。今天，虽然私人产品大大增加，但由于地方政府只强调GDP，对公共品投入不足，使得那种历史情结与公共品短缺纠结在一起，继续在社会生活中存续着。

　　今年2月4日晚，在海南儋州市大通路段，修路工人拉来用于修路的水泥，被一些市民抢回家中，用于修补自家厨房、庭院。修路工人们无可奈何，阻止时被骂也不敢吱声。事后工头说，两天内30吨水泥被抢。

　　当地媒体质问：公德心何在？又是公德心。不错，这些人确实没有公德心和公民感，但我们若把这次哄抢事件放在一个大背景下考量——

　　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惠源路西侧797号湿地公园内，坐落着一个叫“村前会馆”的饭店。不过，你觉得肚子饿了，想进去垫补垫补，那你就错了。这个名为“村前会馆”，实为无锡豪华顶级会所，只准官员入内。事情被曝光后，经济开发区党政办公室主任王志瑛竟说：“共产党办一个酒店就不行了？不就是为了招待领导时标准高一点、接待好一点吗？”

　　有民众说：“兴他们给自己盖豪华酒店，用公款大吃大喝，就不兴我们小老百姓拿点儿水泥？”颇有州官随便放火，百姓随便点灯的意思。

　　事实上，以这个语境看，州官随便放火不行，百姓也不能随便点灯。其实，这个事实背后更大的事实是，公共品不仅短缺，还被扭曲了。

鲜花曾告诉我

　　杭州市委党校的詹建芬教授说，这些年，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总量确实在增加，但公共支出越位、缺位现象同时存在。历年来经济建设支出总是第一位的财政支出，最高年份达56%。有些培训中心、报社、出版社、协会、学会等，既不属于公共品，也不属于准公共品，根本不应由财政供给资金。虽然政府服务也是公共品，但机构设置不合理、公职人员过多，是不符合市场经济效率要求的，它属于一种过度供给或越位供给。

　　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都不能达到覆盖所有领域的程度，财政在不该花钱的地方花了很多的钱，在公共产品的投入上就得少花钱。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一转型还需要很长时间。公民和公德感尚未普遍建立，在“拿单位东西不算偷”的历史情结推动下，加上公共品短缺和扭曲等原因，类似于去年国庆节后重庆部分市民哄抢路边鲜花，兰州运动会开幕式后，焰火燃放设备遭市民哄抢的现象，就频频出现了。

　　的哥老薛有个邻居，老薛时常看到他从外边捧一两盆鲜花回家，花都很一般，不是串红就是九月菊。老薛偶尔开夜班车时，还经常看到一些拉脚的三轮车夫，趁人不备，把一些部门悬挂在路边的宣传条幅扯下来，拧巴拧巴当绳子用。“我顶多随地小便，他们才没公德意识呢！”老薛说。

　　老薛问过邻居：“这花太廉价了，搁家摆没意思。放在路边，你不也一样能看见吗？”把老薛的话翻译成学术语言就是：花是公共品，属于大家，也属于你。邻居这样回答他：“管它好坏，搁家里才是自己的。”

　　那些把条幅扯下来当绳子用的三轮车夫，解释自己行为时则说：“挂条幅是他们在走形式，还不如给我当绳子呢，还有点儿实际用处。”

　　从上至下，在每一个层级，都有人把公共产品当成私人产品。

处处战利品

　　至此，不能不说说兰州运动会开幕式焰火燃放设备遭抢事件。很多人疑惑：“那种东西个人有什么用？抢它干吗？”社会心理学给出解释：这便是集体无意识。我抢，你仿效后也跟着抢，他也不会袖手旁观。

　　公共品便这样变了姓，也变了态。

　　要想使公共品真正成为公共品，除了在全社会树立核心价值观，培养人们的公民意识和公共道德外，由政府财政加大对公共产品的投入，在政府层面不使公共产品为官员私用，也是一个解决之道。

　　1999年，世界银行专家乔尔·赫尔曼和丹尼尔·考夫曼在比较发达国家和转轨国家经济运行差异时，首次提出了“政府俘获”这一概念。所谓政府俘获，是指“企业通过向公职人员提供非法的个人所得，来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国家法律、政策和规章的企图”。更进一步的解释是：政府俘获实际上是公权私用，也就是公共权力为少数人，而不是人民大众谋利益。

　　当一个社会存在大量“政府俘获”现象时，民众不大能享受到公共产品，或者有公共产品时，也在“政府俘获”中被扭曲，如无锡那个豪华会所。这时，与之相对应的便是“民众俘获”的大量出现。民众是没有权力的，他们的俘获必定只能是对少数公共产品的集体哄抢和个人占有。

老薛有一句话很精辟：“所有个人问题其实都是社会问题……”Ｗ

旅游券劫因

戎国强

2009年2月25日，杭州旅游券在上海发放引起哄抢。

　　《钱江晚报》报道时，措辞比较含蓄、客气，“气氛火爆”、“排队市民过多”，最重的一句是“一度陷入混乱”。物质匮乏没有了，还有公共产品的匮乏；由权力造成的社会公平的匮乏，最容易积累社会情绪失衡。

　　但上海本地报纸《东方早报》的报道就不客气了，劈头就是“遭遇哄抢”，而且描述得很具体：“一些市民强行冲击侧门，门边的保安和工作人员被人流挤倒，围栏也随之被挤倒。一些市民也摔在地上，部分市民手指和脚受伤……大量市民不愿离去，造成九江路附近交通严重拥堵。”

　　事情发生后，对杭州旅游券发放方式及景点优惠方式，一些沪上人士指出其不足之处，提出完善办法。但群体性的哄抢毕竟叫人难堪，所以，上海市精神文明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即使有1000个理由，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样的事情都不该发生。”这位负责人还说：“这场哄抢让人脸红之余，也感到心惊。离世博会召开的日子一天天迫近，到时候面对世界宾朋，我们每一个市民，代表的不仅仅是上海形象，更是中国的形象。”

　　脸红是正常的，心惊则不必。这种场景，很多地方都发生过。

　　有人参与哄抢，可能是日子过得拮据，但未必参与哄抢的都是穷人，也不是穷人就一定参与哄抢。那么并不贫穷而参与哄抢，是什么心理导致的呢？猜猜看，会不会是这样：本来，赠送的东西，拿不到也不是损失，但赠送的东西，理论上人人有份，别人拿到了，我拿不到，就是一种损失了。心理失去平衡，行为就容易失控，场面难看，就不文明了，事关形象了。所以，文明办的人要出来表态。虽然表态不解决任何问题。

　　仅从物质角度看，哄抢的原因是匮乏。我们经历过很长的物质匮乏年代。现在，至少大中城市有稳定收入者，早已摆脱了物质匮乏。但匮乏养成的习惯，不会跟物质匮乏一起消失。而且，旧的匮乏没有了，还有新的匮乏。跟富裕的比，温饱也是匮乏；跟住别墅的比，住排屋也是匮乏。

　　物质匮乏没有了，还有公共产品的匮乏；由权力造成的社会公平的匮乏，最易使社会情绪失衡。比如，一个普通百姓，当他看到别人可以通过关系、背景获得各种利益，从承包工程到子女入学，直至免于交通违法处罚，当他知道深圳市建设局的局级干部每年可享受4000元、处级干部可享受2100元的足浴费，而他自己没有当官的家人、亲戚、朋友可以求靠，沾不到一点点特权利益的光，甚至连应有的权益也受到侵害，他就会觉得被社会抛弃了。对这种人来说，免费赠送就是他们唯一够得着的利益。

　　《东方早报》说，旅游券是下午2点开始派发的，排在首位的男子凌晨4点就排队了，足足等了9个小时，领到150元旅游券。报道对这位男士没有更具体的介绍，但9个小时与150元旅游券，足叫人联想很多。Ｗ

（原载《钱江晚报》）

新主要矛盾之祸

【主讲人】杨鹏（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吃肉和骂娘

说中国已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或重要关口，说明了分析和认清主要矛盾的紧迫性。毛泽东曾说：“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反过来说，如果找错了主要矛盾，就可能带来混乱和灾难。

　　 眼下，各个方面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仍然没有摆脱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时的认识。这种认识是：目前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其他几乎所有问题就能得到根本解决。这种认识曾经非常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这样一种情况无比困惑：持续的经济增长似乎使社会矛盾和冲突愈来愈多。由此，我们在反思我们固有的判断时，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悄然发生根本性转变，我们必须把新的主要矛盾辨识出来。那今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

　　“文革”结束时，我国最大的社会问题是物质产品短缺，民众缺衣少食，物质生活水平极其低下。人人渴望着少搞点儿政治斗争，多改善点儿物质生活，因贫困引发的怨恨，弥漫整个社会。面对这种情况，上善若水的态度，就是将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定为贫困，将政策的中心转到发展经济上来，就是要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激励因素。

　　终于，人们认识到物品的短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生产和分配所造成的，这才有了后来的放权让利，有了市场经济，有了自由竞争，有了对私有产权的包容，有了对外资的开放。今天，经过20余年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缺衣少食已不再是社会矛盾的主要起源，私人物品极度匮乏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起因。虽然私人物品匮乏的现象仍然在一些区域或人群中存在，但我们可以说，私人物品极度匮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结束了。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和全球化，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的社会主要矛盾。 

　　然而，一个主要矛盾的结束，却催生了新的主要矛盾。10多年前所言的主要矛盾，在端起碗来吃肉的情况下淡化了；今天的主要矛盾，在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下凸显了。为什么吃饱了还要骂娘？也许是恨贪官太多，也许是恨司法腐败，也许是恨土地被占，也许是恨找不到工作，也许是恨有冤无处诉，也许是恨教育医疗收费太高，也许是恨社会不安全……

　　其实，所有这些抱怨，都是冲着公共品的短缺来的。

群体性事件为何多

　　什么是公共品？公共品就是花纳税人的税款，由公共权力部门提供、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物品或服务。国家公园、国有道路、自然保护区等有形产品是公共品，公正的法律、政策和秩序等无形服务也是公共品。公共品供给的高效与公平，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条件。

　　我们只要清理一下近年来引发舆论高度关注的种种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便会发现，今天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私人物品的普遍短缺，而是公共品的普遍短缺。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现在都普遍感到公共品的短缺，因此也就对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政府——埋怨不已。

　　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社会的一些焦点问题。

　　司法不公和法律白条问题，使合法的法律权益得不到保障；管理层收购中存在的国有资产分配问题，使公共资产没有公平地市场化；农民土地维权问题，使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得不到保障；村民委员会选举矛盾问题，使农民合法民主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教育腐败问题，使受教育者不能公平分享到基本的公共教育资源；医疗腐败问题，使患者享受不到现代社会应有的医疗保障；住房压力问题，使社会低收入群体得不到基本住房财政资助；民营企业家抗议国资垄断权的问题，使企业家公平竞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频频出现的环保问题，使民众合法的环境权益得不到保障；知识分子的许多不满，是由《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律师们不满，是由司法不独立和判决被暗箱操纵所引发的……

　　将所有这些问题集中起来，我们可以看出今天中国的诸多矛盾，是由于法定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引发的。公众要求兑现法律条款。此外，社会普遍痛恨的官员腐败，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批评的行政低效，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关注的财政支出黑洞，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质疑的官商勾结，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要求推进的官员问责制，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要求的有更多的民主参与权，是公共品问题。

　　公众需要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没有这个前提，其他很多话题都是奢谈。Ｗ    

本栏责编 / 侯永东

ｄｄｇｒｈｙｄ＠ｓｉｎａ．ｃｏｍ